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[第7页/共20页]

现在是十九日午后一时半，我和两乖姑分开，已是九天了。现在闲坐无事，就来写几句……这几天较有来客，前天霁野、静农、建功来。明天又来，且请我在同和居用饭，兼士亦至，他总算稳定政客，以是也不对劲。明天幼渔邀我吃夜饭，拟三点半去，别的我想不该酬了。周启明颇昏，不知外事，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，以是无怪进犯我，狗能不为其仆人吠乎？刘复之笑话很多，大师都和他不对，因为他端住李石曾以后，早不睬大师了……

本节专门先容集清末状元、民国时共产党员两重身份的章门传怪杰物吴承仕。

1933年3月初，东风如刀，残雪未融。一百二十八个日本鬼子，仰仗四辆铁甲车，一个日夜长驱五十英里，冲进承德，中国守军汤玉麟部有十几万军队，却闻风丧胆，仓促败退到长城以内。六十万平方千米的热河省大地，十天内便被日寇侵犯。天下为之震惊。

（我的手札）原不是情书，不会有甚么都雅的。

但文章并不悲观，开端倡导武力御侮。据章希吕日记录：“夜饭后和适兄闲谈了两个钟头，他对于第二次天下大战，怀了一个不能幸免之惧，中国尤首当其冲，捐躯必大，当时群众的痛苦必比现在尤甚。但中国可否翻身，就在这个天下大混战中。”最后一句话可解读为，中国只要通过抗战才气自救，才气翻身。

1935年10月，吴承仕再办《盍旦》期刊，盍旦者，巴望光亮之意，具有应战性。对峙反动方向，又出了五期，也遭查禁。吴承仕对峙屡禁屡办的韧性精力，于1936年8月，又与一些同道创办了《期间文明》杂志。前面讲的《国歌改革活动》一文，就颁发在《期间文明》上。

周作人在《苦茶漫笔·长之文学论文集·跋》中，以为右翼活动是修建在“狂信”的根本上的“新礼教”，奉告人们“狂信是不成靠的，刚脱了旧的专断，便会走入新的专断”。周作人一向在反对“以文艺作政治的手腕”，要求文学成为“传道”与“载道”的东西的。

1月7日，周作人写信给胡适，“规箴良言”：“鄙意对于国事、社会、门生诸方面，我们现在能够不谈或少管，此即弟两三年前劝兄勿办《独立批评》的意义。”胡适于9日复周作人的长信表示，本身一贯的人生哲学、欲罢不能的责肆认识，是不会窜改的。“老兄定笑我痴迷不悟吧”，予以婉拒。

周作人在“苦雨斋”里写文章，这是究竟。但并不谈风月。对此，他在1936年11月出版的《瓜豆集·题记》中说：

1936年年初，周作人与胡适有过一次关于人生哲学与态度的通信会商。是年1月9日，胡适致信周作人，重申“多事比少事好，有为总比有为好”的人生哲学。先容“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：一名是孔仲尼，取其‘知其不成为而为之’；一名是王介甫，取其‘但能统统舍，管取佛欢乐’；一名是张江陵，取其‘愿以其身为蓐荐，令人寝处其上，溲溺垢秽之，吾无间焉，有欲割取吾耳鼻者，吾亦欢乐施与’”。

就在周作人刚从日本返回北平不久，在痛苦悲悼亡友刘半农之时，他仍存眷时势、国事。他曾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，大谈日本入侵中国的情势，“榆关事起，平津骚然，按例避祸如仪”，指出“中国大难恐未有已，高低虚矫之气尚甚”。并对国人对待中日交兵充满着“国粹的大言与八股谈吐”表示担忧，“即武备也是大刀队可胜于空军，打拳可敌坦克”，以为这是贫乏理性的伤害态度（《跋知堂两信》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