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[第2页/共20页]

继述王李顾黄，卒光复五千载，羲农旧物，系狱三年，去食七日，后渔父中山而逝，允推建国功臣。

吴承仕此信，并不慷慨激昂，也不露锋利锋芒，但于雍容、自傲之襟怀间，有一股凛然正气。恰与杨立奎之恶妻骂街式的惨白风趣之腔构成激烈反差。正气者自正，邪气者自惭。杨立奎究竟是甚么人，说他是反动传授，少有确实之据，此处未几论。

即如“鲁”公之高升为普罗首级，近又闻将发行情书集，则几近丧失理性矣。

周作人是体贴社会，触及时势和政局的。

“硁硁自守之节，老而弥笃”

周作人到北平的第十三天，插手北京大学停止的刘半农悲悼会。周作人沉痛致悼词：

“周启明颇昏，不知外事”的考语，有点牵强。仅因废名攻讦他，就迁怒于周作人，难以服人。

鲁迅在攻讦林语堂的同时，也把板子打在周作人的屁股上。周作人的肝火，怕由此而来，遂写《白叟的混闹》相讥。

1930年，因章太炎频频颁发不满蒋介石的谈吐，百姓党两次通缉他，章太炎先生遂有三年隐居糊口。吴承仕等弟子在教员隐居时，多与他联络，安慰他。吴承仕曾写《特别再提出章太炎的救国线路》，在《盍旦》上颁发：

内田的演说固然也有采纳强辩的情势的处所，但是大抵上可说是赤裸裸的正式宣示日本的刁悍政策，毫不客气地向天下的言论应战，勾消统统国际条约的束缚……他并不依托甚么实际做强辩的按照，他的独一按照是武力的刁悍……半年的国际调查，在日本人眼里，不过是添了一大堆废纸！中国群众与当局对国联的等候，照现在的景象来看，是不免绝大的绝望的。以是我们到了这个时候，真不容再假借等候国联的藤牌来姑息本身了。天下各国事否能悠长容忍日本的应战态度，是否另有结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计，——那都不是我们所应当获得特别正视的。我们不能依托别人，只可依托本身。我们应当下决计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打算，咬定牙根做点有打算的事情，在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交际、教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“耐久冒死”的筹办。不管国际政治如何窜改，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怜悯与援助的。

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的观点，与同时候胡适在《独立批评》上颁发的《天下震惊以后》的观点，很靠近。胡适攻讦曰：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劲敌，“我们的统统宝贝：标语标语、精力文明、宝华山念佛、金刚时轮法会、‘泰初式’的武备与运输”是抵抗不了的。与周作人攻讦百姓之“大刀队可胜于空军，打拳可敌坦克”的轻敌思惟附近，指出非理性的轻敌之论，是抵抗不了日本侵犯的。

10月1日，巴金、茅盾、冰心、鲁迅、林语堂、周瘦鹃、包天笑等二十一名作家联名颁发《文艺界同报酬连合御侮与谈吐自在宣言》，要求当局“马上开放群众的谈吐自在，凡足以停滞群众谈吐自在之法规”，应“当即概予废除”。

1934年，在中国大学任国粹系主任时，吴承仕创办《文史》杂志。多载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及茅盾、曹清华等进步作家作品。鲁迅的《儒术》于1934年6月，以唐俟的署名，发在第一卷第二期的《文史》月刊上。那是鲁迅听得“中华民国二十三年蒲月二旬日及次日，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《抱经堂勉学家》（据《大美晚报》）”后，所激发的一段关于“儒术”的群情，并弦外有音地群情道：“现在忽由播音，以‘训’听众，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，遂绸缪于未雨么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