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[第5页/共20页]

但文章并不悲观，开端倡导武力御侮。据章希吕日记录：“夜饭后和适兄闲谈了两个钟头，他对于第二次天下大战，怀了一个不能幸免之惧，中国尤首当其冲，捐躯必大，当时群众的痛苦必比现在尤甚。但中国可否翻身，就在这个天下大混战中。”最后一句话可解读为，中国只要通过抗战才气自救，才气翻身。

7月7日，卢沟桥事情发作。抗日战役发作，北平沦亡以后，吴承仕在北高山下党的庇护下，来到天津英租界，化名汪少白，持续处置反动事情。

赤化，赤化，有些学界名流和消息记者，还在那边诬告；

1931年，吴承仕先生聘请太炎生生来讲学，真可谓前呼后拥，老先生端坐讲台，弟子检斋（即吴承仕）、玄同、逖先、幼渔、兼士等垂手分立摆布，太炎先生口操浙语口若悬河报告，玄同先生以国语翻译，检斋先生帮忙板书，一讲数小时，这些常日在我们青年眼中的权威名传授，却始终毕恭毕敬，站着不敢有怠。足见当时师之尊、弟之敬的程度，至今仍传为嘉话。

海明威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，能够让我们重新核阅周氏兄弟。

先生慈鉴，手谕敬悉，旭初瞩望之殷，劝勉之切，唯有感激，暑假今后，自当南下。私冀时奉明诲，俾免陨越。如或国难日深，中枢颠陨，托命何所，当不成知，则戋戋约言，又不敷道矣。

一二·九遂未产生血案。至今史乘上很少提章太炎在此次爱国活动中的感化。

即如“鲁”公之高升为普罗首级，近又闻将发行情书集，则几近丧失理性矣。

1934年，在中国大学任国粹系主任时，吴承仕创办《文史》杂志。多载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及茅盾、曹清华等进步作家作品。鲁迅的《儒术》于1934年6月，以唐俟的署名，发在第一卷第二期的《文史》月刊上。那是鲁迅听得“中华民国二十三年蒲月二旬日及次日，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《抱经堂勉学家》（据《大美晚报》）”后，所激发的一段关于“儒术”的群情，并弦外有音地群情道：“现在忽由播音，以‘训’听众，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，遂绸缪于未雨么？”

当代文学攻讦家，太看重鲁迅勇于直面实际，主张韧性战役，凡笔墨都具深切的社会斗争的意义，如郁达夫就说：“鲁迅的体裁简练得像一把匕首，能以寸铁杀人，一刀见血。首要之点，抓住了以后，只消三言两语便能够把主题道破。”是的，鲁迅的文章，具有很锋利的攻讦精力，但作为文学，这只是一种在特别语境和政治背景下被强化了的服从。如果承认文学是人学，除了教养的服从，另有更首要的审美服从的话，周作人的散文，则另有风景，“来得舒徐安闲，信笔所至，初看仿佛涣散支离，过于啰嗦，但细心一读，却感觉他的闲谈，句句含有分量”（郁达夫语）。

一小我的平平无奇的究竟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质料，但唯一的前提是要大师把他当作“人”去看，不是当作“神”——便是偶像或傀儡，这才有点用处。